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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美军观察组组长:八路军对抗日最感兴趣

2016-06-28 23:04:48 来源:中国历史故事广告id2-600×50

自从1941年12月日本发起太平洋战争后,遭受偷袭的美国和英国同中国结成同盟共同对日作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半年内,几十万英美军被日军打得溃不成军丢失成百万平方公里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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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各大赌场网址大全 ,落后的中国却靠坚强的韧性对日抗战多年,这不能使盟国对中国产生敬佩和倚重之心。1942年1月反法西斯阵营发表《联合国宣言》时,不能不将中国与美、苏、英之并列为“四强”。

1942年和1943年内,美国在加紧生产军舰和扩充军备,准备对日反攻,急需中国拖住日本为自己赢得时间,罗斯福总统主要出于太平洋战场的需求考虑,在1943年秋的开罗会议上不顾英国首相丘吉尔反对,提出应把中国拉入“大国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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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丘吉尔出于对中国抗战的尊重,又承认战后台湾应归还中国,抗战前,由于“弱国无外交”,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一向被西方轻蔑。

卢沟桥炮声响起后,中国以持久抗战拖住世界第二号凶恶的法西斯强国,国际上才开始对华刮目相看。中国有“四强之一”这种国际地位,不是靠洋大人赐予,而是用千百万人的鲜血在抗日战争中争取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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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驼峰空运”送到大后方的物资很多被投入黑市,甚至运到中日两军前线的交易市场。美国派到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史迪威得知后怒不可遏,他称赞共产党廉洁,谴责国民党贪污、腐化及“与敌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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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派到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随后向美国政府送回一系列报告,深刻地说明了他们对国共两党的观感。

他们报告说,打日本是中共领导人“最感兴趣的事情之一”,中共军队“是一支年轻的、经过战斗锻炼的、受过良好训练、伙食穿着都不错的志愿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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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观察组送到白宫的报告,还明白无误地写着观察得出的结论——“中国正处在蒋介石向共产党交权的边缘”,“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

而是共产党人的。”1945年春天继任总统的杜鲁门却又认为国民党政府虽然腐败独裁,却是亲美的,能够充当自己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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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尽管有许多优点被人称赞,可是从美国控制中国的目标出发还是要全力支持国民党政权。不过杜鲁门也告诫国民党,尽量不要打内战,而要争取和平溶化共产党。

美国内部一批黑暗势力特别是情报系统,一直积极支持国民党内的反动势力。主持中美合作所的美方谍报机关代表是海军中校梅乐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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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秋天,美国总统派到中国的特使赫尔利访问了延安,同毛泽东会谈时一度同意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还表示愿意将援华物资分给中共一部分。赫尔利随后又提出要求,让中共军队接受美国军官指挥。

毛泽东随即在内部指出:“这是将中国军队尤其是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由于想控制中共军队的图谋不能得逞,美国就没有向延安提供任何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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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只能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条件下,用简陋的武器实施游击性的反攻。美国在抗战后期确定的援蒋政策,完全站在中国反动势力一边,也决定它的对华政策在随后会完全失败。

自从1941年12月日本发起太平洋战争后,遭受偷袭的美国和英国同中国结成同盟共同对日作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半年内,几十万英美军被日军打得溃不成军丢失成百万平方公里土地,落后的中国却靠坚强的韧性对日抗战多年,这不能使盟国对中国产生敬佩和倚重之心。1942年1月反法西斯阵营发表《联合国宣言》时,不能不将中国与美、苏、英之并列为“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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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和1943年内,美国在加紧生产军舰和扩充军备,准备对日反攻,急需中国拖住日本为自己赢得时间,罗斯福总统主要出于太平洋战场的需求考虑,在1943年秋的开罗会议上不顾英国首相丘吉尔反对,提出应把中国拉入“大国圈子”。

原标题:特朗普,和那些不懂中国的美国人

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丘吉尔出于对中国抗战的尊重,又承认战后台湾应归还中国,抗战前,由于“弱国无外交”,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一向被西方轻蔑。卢沟桥炮声响起后,中国以持久抗战拖住世界第二号凶恶的法西斯强国,国际上才开始对华刮目相看。中国有“四强之一”这种国际地位,不是靠洋大人赐予,而是用千百万人的鲜血在抗日战争中争取来的!

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特朗普自上任以来接连签署多项行政命令,废除“前朝”政策。资料图

此时美国对华态度的转变,自然还是为了自身和利益,罗斯福总统便称:“维持中国的抗日,具有美国国防第一线的作用。”不过国民党正面战场上的作战日益消极,加上大后方腐化之风蔓延,艰难的“驼峰空运”送到大后方的物资很多被投入黑市,甚至运到中日两军前线的交易市场。美国派到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史迪威得知后怒不可遏,他称赞共产党廉洁,谴责国民党贪污、腐化及“与敌通商”。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曾来过重庆,感观是:“来华前所闻很坏,来后方知所见比所闻更坏。”美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虽继续援蒋,却十分失望,原定装备90个美械师的计划只装备了39个师便中止。

媒体的”新宠儿”、摇滚明星般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有日子了,随着他的上任,也正式开启”娱乐”世界的新阶段。其实早在上任之前,他在中国就火了,一则据说是组建了一个以鹰派为主的亚洲团队,以至于外界的普遍观感是特朗普”可能会实现奥巴马’亚洲再平衡’的梦想”;另一方面,是声称要和中国”谈判一中原则”,认为除非北京在汇率及贸易问题上让步,否则”不一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中国解放区力量的大发展,也引起国际反法西斯阵营高度重视,过去只注意国民党的美国政府也于1944年秋向延安派驻了观察组,并派员深入晋察冀和晋冀鲁豫地区考察。被派到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随后向美国政府送回一系列报告,深刻地说明了他们对国共两党的观感。他们报告说,打日本是中共领导人“最感兴趣的事情之一”,中共军队“是一支年轻的、经过战斗锻炼的、受过良好训练、伙食穿着都不错的志愿军队”。

鹰派们的反动言论,中国媒体已有相当之揭露。例如现任国务卿蒂勒森称,中国南海造岛”非法”,类似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应禁止中国进入南海所造岛屿;现任防长马蒂斯认为这还不够,中国在南海的作为还只是损害全球秩序的一部分,更应该综合施策多管齐下。另有特朗普为把贸易政策矛头指向中国而指派的所谓”鹰派贸易三剑客”,据报道也是来者不善,例如现任商务部长罗斯的财富有一大部分来自钢铁和汽车零件产业,而中国这两个行业不仅庞大,而且正扩大出口。也就是说,总统班底的”三驾马车”,都是对华鹰派。

美军观察组送到白宫的报告,还明白无误地写着观察得出的结论——“中国正处在蒋介石向共产党交权的边缘”,“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而是共产党人的。”1945年春天继任总统的杜鲁门却又认为国民党政府虽然腐败独裁,却是亲美的,能够充当自己的附庸。中国共产党尽管有许多优点被人称赞,可是从美国控制中国的目标出发还是要全力支持国民党政权。不过杜鲁门也告诫国民党,尽量不要打内战,而要争取和平溶化共产党。

鹰派年年都有,”围堵”也早不新鲜,可拿”一中政策”和中国政府”谈判”,确实是开美国政府四十多年来未有之生面。而就在数周前,据说是副国务卿热门人选的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更进一步抛出了一些奇谈怪论,称《上海公报》已经过时,现在该重新审视”一中原则”,具体做法是推翻过去数任美国政府的既定政策,与台湾建立军事关系,扩大对台军售,甚至再次驻军台湾,并以此化解驻日美军争议问题,同时替代风雨飘摇中的美菲同盟。如果中国大陆不乐意,落脚点还是谈判。

美国内部一批黑暗势力特别是情报系统,一直积极支持国民党内的反动势力。主持中美合作所的美方谍报机关代表是海军中校梅乐斯,他在抗日战争后期就不掩饰地宣布:中美合作所正在训练中国全国警察力量的一批骨干,他们将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以便在战后维持中国治安。中美合作所的使命不仅要同中国共产主义作斗争,而且要考虑美国未来的全球地位。如果说史迪威等人的态度还反映了美国当时对华政策中较开明的一面,那么梅乐斯这个特务头子的态度则是当时美国反动势力贯彻对外政策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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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秋天,美国总统派到中国的特使赫尔利访问了延安,同毛泽东会谈时一度同意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还表示愿意将援华物资分给中共一部分。赫尔利随后又提出要求,让中共军队接受美国军官指挥。毛泽东随即在内部指出:“这是将中国军队尤其是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由于想控制中共军队的图谋不能得逞,美国就没有向延安提供任何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只能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条件下,用简陋的武器实施游击性的反攻。美国在抗战后期确定的援蒋政策,完全站在中国反动势力一边,也决定它的对华政策在随后会完全失败。

特朗普与蔡英文“一通电话”后,中国提出严正交涉。资料图

可见美国果然是以商立国,美国人脑子里总想着要”卖”点啥,真正是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模板:名流贤达可以拍卖和自己共进午餐、喝咖啡的机会,华府政要经旋转门一转,可变身K街上的权力掮客,其影响力化为合法流通的商品,就连监狱和少年感化院也可以按市场的规则来办。这一回,特朗普要公开叫”卖”的是”一中政策”,估计是觉得价钱公道就可以成交。只是前不久致去贺电的蔡英文女士,不知是否会感到心塞。特朗普自称对一个中国政策”完全懂得”,但上述言论却显示其对中国、对外交隔膜甚深。

在华盛顿,扛”外交现实主义”大旗的一向是共和党,但这回特朗普却偏要玩儿”不现实主义”。对此,观察人士眼中的”现实主义者”奥巴马向其继任者提出了足够清晰的提醒:”中国对待这个问题的方式和其他问题不一样,甚至同对待南海问题的方式都不一样。”即是暗示新总统,台湾问题是超越了中国一般所谓核心利益的问题,纠缠着这个国家的历史和未来,关系到人家的命门,必须相当谨慎。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德斯则从现实层面指出,所谓”谈判”只会把台海局势引向危机,导致”现今世界不需要的引爆点”。

正是忌惮触发大国对抗的”引爆点”,当着二战尚未结束之际,斯大林才会说,在中国搞两个政府的想法是”愚蠢”的;罗斯福一开始才会考虑撮合国共。当初谁也没料到冷战阴云会覆盖亚洲,而后来的台湾得到美国的”协防”,无非是托了冷战的”福”。再后来风头正劲的里根也曾一度表示要恢复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不仅最终作罢,后来还签署了八·一七公报。

当然,里根政府又搞出了所谓”六项保证”,企图左右逢源两头下注,但试看今日的台湾,作为”筹码”还有多大价值?特朗普若执意要碰这个”引爆点”,让台独势力趁机继续坐大,则与那种搞两个政府的愚蠢做法本质上无异,局面终将无法收拾。如果特朗普自认比前辈们都高明,真要轻举妄动,那就只能祝他好运了。

除了特朗普,据说要在中国搞”等价交换”的还有二战期间的美军四星上将史迪威。作为美军高级将领中唯一能说汉语的将军,史迪威有着长期的在华经历,不仅见证了辛亥革命、军阀混战,作为美国驻北平武官,还目睹了日军在华北的阴谋和抗战的全面爆发,号称比美国任何一个军官都更了解中国和远东。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蒋介石看来只懂得百分之百搞军事,而不知道在中国要当司令官,得是”六分军事、四分政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史迪威以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等身份来到中国。资料图

早在缅甸保卫战把”刻薄的乔”搞得灰头土脸之后,史迪威就曾拟定过编练一只精锐的中国”Y军”准备反攻的军事改革,其中包括改革中国的军事指挥系统,以战功决定赏罚进退,而非国民党派系中的勾心斗角。这势必将有利于蒋介石嫡系之外的军事首领。据说史迪威并不喜欢黄埔系二号人物何应钦,对白崇禧推崇有加,曾希望任命白为总参谋长取代何,也曾考虑让桂系接替蒋介石。这种不考虑中国内政实际情况的一厢情愿的看法,引发蒋的嫌恶也就不奇怪了。

当然,最终促使蒋介石下决心逼走史迪威的还是后者对中共的态度。还在联合国家宣言签署时,盟国一些对中国战区不满的人就说:中国人可以回去坐等我们打日本人了,丘吉尔甚至说不要中国战场,整个大战形势也没有太大影响。在这种大局将定的心态下,蒋介石可以腾出手来对付中共。对这种态势,共产党自然有着相当的警惕,并意识到美援是逼迫国民党就范的工具。缅甸保卫战失败后,周恩来就曾托人给史迪威带话,说只要蒋介石首肯,八路军愿意入缅作战,一切听其差遣。这个话给史迪威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史氏不仅将其上报盟军高层,还多次要求蒋使用八路军在华北同国民党军共同抗战。史迪威显然没有意识到,共产党才是蒋介石的心腹之患,并在这种冒蒋之大不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蒋介石看来,共产党的宣传不仅迷惑了罗斯福,而且”在华一般幼稚武官,中毒更深”。而在共产党需要解悬之际,史迪威也是多次施以援手。当苏德战争进入最后决战之际,蒋介石曾判断日本将趁乱北攻苏联,因此下决心”赌存亡”,一举肃清中共,中共随即在重庆向史迪威求援,后者当即表示,如果中国内战,他必将飞机带走,随后又让中共提供其所牵制日军的番号、数量及将领姓名等信息。蒋介石在袭击计划搁浅后,又开始加紧封锁边区,中共向史迪威密报,国民党正增兵西北,史迪威则趁着开罗会议的机会,当面向罗斯福打报告,抗议胡宗南摆在边区围堵中共。

离开中国之前,史迪威在写给朱德的告别信中,对他无法与中共军队建立联系表示遗憾。图为朱德赠史迪威的抗战相册。资料图

当时,包括史迪威在内的美国军方及外交人员与中共之热络,加上美国援助中共的可能,以至于毛泽东曾考虑要”争取做铁托”。而在中国军队面对日军”一号作战”的大溃败后,史迪威对共产党的关注,更使得中共因素更进一步渗入史氏与蒋介石的矛盾中,他不仅要求将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的所有盟军资源置其指挥下,调走封锁边区的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而且要给中共军队五个师的装备与军火,并与国民党中央军平均分配租借物资。当其时,中共正借正面战场的颓势在国统区展开政治攻势,史迪威的所请,无疑是犯了蒋介石的大忌,是”有计划破坏中国国家统一”,蒋介石不惜拼死相争,最终导致了史迪威被召回。

作为一名职业军人,再加之美国军人不干政的大环境,史迪威不懂得或者是刻意忽略中国在战争中的政治因素,不懂得所谓的”六分军事、四分政治”,一切行动皆以中国战场的最大战斗力为指针,自然只能铩羽而归。

而在史迪威被召回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赫尔利,后来也被认为是根本就不了解中国的自大狂。罗斯福让他调停蒋介石与史迪威,结果史迪威被调走了;罗斯福让他撮合国共,结果被他搞成了扶蒋反共。

毛泽东与罗斯福私人代表赫尔利在延安。资料图

合拢国共的设想,是基于当时美国政界一种流行的看法,即中共并非真正的共产党,而是”劳农党”,其制度是”土地民主或农民民主”。按照罗斯福的构想,如果要以美国为模板,把中国改造成两党并存的”民主大国”,则中共可以压制蒋介石推行民主改革的一张牌。赫尔利本人则把中共比作和自己一样的俄克拉荷马共和党人,无非是在野党想成为执政党,而区别是中共已经武装起来。

按照这位美国特使的逻辑,共产党交出军队,国民党承认中共地位、开放政权简直是天经地义的交易。但他可能并不知道,当时国民党在政治上已经相当虚弱,如果搞和平竞争很可能丢掉政权。阎锡山曾有一个判断,若当时搞民选政府,中共在华南胜算为三分之一,在华北为十分之九。对于共产党”联合政府”与国民党”请客政府”的差异,赫尔利算是懵然无知,因此才会与共产党达成了被蒋介石称为”无异于推翻政府”的协议。

赫氏当然更不明白,中国人造反不是为了被招安,而国民党靠黄埔系为核心的军事集团得天下,其政权已高度板结,政治上的反对派除以武装斗争回敬,实在是别无选择。因此问题的核心应该是如何改造国民党政权,而赫尔利在倒向蒋介石之后,却觍着脸奉承后者为美式民主在中国的卫道士,反指责美国驻华外交官中的一干“通共分子”阻碍了国共的和解。

前面提到,罗斯福忧心中国爆发内战,从未主张战后用军事手段对付中共。因为若苏联干预支持中共,而西方国家出于自身利益,势必造成类似于西班牙内战的局势,而且规模和危险性要大得多。如果说罗斯福”扶蒋”是不得已的选择,美国对华政策从”扶蒋用共”发展到”扶蒋反共”,则是在赫尔利的推动下形成的,蒋介石坚持一党专政,下决心消灭共产党,和赫氏不恰当的撑腰是分不开的。

而在认识到中国内战的危险性、赫尔利辞去大使职务后,杜鲁门派遣马歇尔赴华调处,并声明一方面承认国民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同时要求国民党的党治必须废除,这也成为马歇尔调处国共关系的落脚点。

1946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设宴欢迎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资料图

以马歇尔的地位和威望,中国当时的各党派和民间曾寄予相当的希望,一度有”唯’马’首是瞻”的说法,但不幸内战却成为最终的归属。马歇尔曾对周恩来说,他唯一的目标是终止国内冲突,在中国建立一个两党政府,为此必须要有一个反对党,这是保证建立美式民主的唯一途径,只有关系农民、关心中国这个最大阶级的共产党作为合法的反对党存在,才能督促国民政府推行任何改革。对这样的意见,蒋介石绝难认同,因此多次马歇尔强调,共产党是一心要夺取政权。马歇尔则反问说:哪一个反对党不以取得政权为目标呢?

马歇尔将蒋所说的”夺权”,与多党制国家中各党派轮流坐庄的情况混淆起来,恰好也说明这位美国政要并没有搞懂中国政治的玄机:作为当政者权威来源的”法统”,是无法分割与分享的。体制之外无政治,所有离心的政治力量,若无法通过某种规则将其留在体制内,流落到体制外,则只能是革命和造反,而革命和造反,势必会以武力为支撑。当然,对此马歇尔既无法了解,更无力解决,至今仍是中国人思考着的大课题。

通过这几个人的事例,可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说,中国是一所西方学者毕其一生也无法毕业的大学。因此,我们奉劝新上任的特朗普应该拿出务实精神,更多地学习和了解打交道的对象,而不是一开始就鲁莽地去碰对方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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